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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中企海外投资风险地图

当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发展迅速,但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不同国家不同的政局情况、经济发展水平、营商环境、法律体系、宗教文化,使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常常遭遇阻碍。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合理规避海外投资中的风险,对于保障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十分重要。

  中企海外投资的特征与趋势

  商务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年前九个月,中国企业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459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820.2亿美元,同比增长5.1%。这些投资的主要特征如下:(1)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积极推进。1—9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增投资107.8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新增投资41.3亿美元,创造产值143.1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4.9亿美元。(2)跨境并购稳步发展。1—9月,中国企业共实施完成跨境并购项目265起,分布在新加坡法国德国等49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等17个行业大类,实际交易总额433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191.7亿美元,境外融资241.3亿美元。(3)对外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1—9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占比分别为32.8%、16.7%、9.7%和9.2%。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中企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

  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大幅上升。一方面,一些欧美国家的对外政策出现重大变化,以政治保守主义、经济保护主义、外交孤立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现,地区不稳定性增加;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出现分化趋势,发达国家经济维持增长势头,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依然乏力。综合来看,受地缘政治、政府违约、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单边主义政策以及部分投资东道国债务水平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投资风险呈上升态势。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国信保”)发布的2018年国家风险评级结果显示:国家风险水平下降,评级调升的国家有7个;国家风险水平相对变化不大,评级保持稳定的国家有178个;国家风险水平上升,评级调降的国家有7个。根据中国信保发布的2018年主权信用风险评级结果,2018年因主权信用风险水平下降而评级调升的国家有6个,主权信用风险水平不变且评级保持稳定的国家有168个,因主权信用风险水平上升而评级调降的国家有7个,因出现主权信用风险事件而被评为CE(Credit Event,出现信用风险事件)的国家有11个。此外,根据中国信保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层面的评估,截至2018年6月,监测到的海外买方破产企业共计3126家,其中欧洲破产企业数量最多,为2419家,其次是亚洲358家。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仍将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信保对2018年国家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的展望,国家风险展望为“正面”的有13个,“负面”的有13个,“稳定”的有166个;主权信用风险展望为“正面”的有25个,“负面”的有23个,“稳定”的有133个。整体而言,全球国家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水平2018年有所上升,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仍然相当严峻。

  一是中美经贸前景仍不明朗。从目前情况看,美国对现有世贸规则框架的不满越来越明显,且有意联合欧、日等发达国家共建世界自由贸易的“朋友圈”。这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国际贸易产生直接且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受到的影响将更大。未来,不排除美国及其盟友在贸易和其他领域对中国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中国企业的对外贸易和投资环境不容乐观。

  二是金融市场风险有可能进一步累积。随着美国进入加息周期,美联储的加息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根据最新公布的美联储加息点阵图,2019年美联储可能会加息2—3次,从而使得美国的基准利率超过3%。这会对全球的资金流动产生明显的影响。2008年以来,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很大一部分资金并未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各种金融资产,导致目前各国债务水平和资金杠杆率大多处于历史高位,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资产泡沫。在美联储加息带来全球信用收紧的背景下,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资本流出严重,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本币贬值压力增大,资本外逃与本币贬值的恶性循环有所显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相当程度的周期性,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妥善解决本币贬值、外债高企、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则有可能引发危机进而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动荡。这将使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得不面对极为不利的外部环境。

  三是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持续上升。2018年以来,美俄战略对峙等大国博弈的表现日益突出,且影响范围遍布全球。在欧洲地区,英国脱欧的深远影响正在显现;与此同时,随着恐怖主义事件的不断发生,欧洲政坛向右转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愈发暗淡。在中东地区,叙利亚政府军虽然占据了优势,但内战在短期内难以结束,美国和俄罗斯在该区域的地缘政治博弈难见分晓;伊朗局势在美国退出协议后,再次趋于紧张,美、欧、俄等国围绕伊朗的政治与经济博弈,可能会产生较强的风险外溢效应;土耳其与欧美的关系有所恶化,未来在外交和经济领域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受美国不断施压的影响,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互动频繁,但三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又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实质性合作存在诸多障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在非洲和拉美地区,由于经济形势显著恶化导致社会矛盾凸显,部分国家执政党与反对党严重对立,一些深陷经济困境的国家,有可能发生更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四是世界经济发展分化加剧,使海外投资面临新的难题。2018年以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态势分化明显。短期看:美国经济仍会保持相对强势,欧洲、日本经济也呈现复苏态势;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遇到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瓶颈,土耳其、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国的汇率大幅波动,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也成为影响其吸引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此外,美国对多个贸易伙伴发起的贸易战,在扰乱国际贸易秩序的同时,还会持续阻碍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进一步加剧各国经济增长的分化态势。

  中企海外投资的风险防控

  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机遇与风险并存。在开拓海外国家市场时,企业既要抢抓机遇,又不能忽视风险防控。根据中国信保对全球国家风险状况的分析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挑战,笔者拟从政策制度、规范引导、机制建设等方面,为中企海外投资的风险防控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要完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监管和调控制度。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仍处于从初创期向成长期转变的过渡阶段,与境外投资管理相关的监管和调控制度均有待进一步完善。鉴此,首先要坚决推进修订后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执行与落实,特别要提升《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法律效力位阶,以夯实现有管理和监管制度,从“管投向、管风险、管程序、管回报”四个方面,划定企业投资行为红线;同时,要继续试行中央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规范中央企业的投资导向,在条件成熟时将其转为正式制度。其次,要通过合规监管、事前监管等手段,抵制非理性的跟风式、主观性、盲目性投资倾向,对大额非主业、一味追求业务多元化、单纯追求“走出去”的投资,以及一些不规范的投资行为,要实施严格监管,持续开展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建立跨部门的境外投资合作反腐败法律风险防控机制;要定期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引导企业在前期市场调研基础上审慎科学决策,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和发展方向精准投资,提早制定风险管控措施。最后,在境外投资管理制度中,要将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监察审计等环节结合起来,督促企业不但要做好经营管理,还要做好廉政建设。

  二是要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风险指导的制度和机制。企业在重大项目投资过程中,面临着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和营商环境风险等多种风险,建立、健全风险指导制度和机制对企业来说是提高境外投资成功率的必要保障。对此,一方面要强化国家风险管理顶层设计,建议从国家层面统一管理境外经营面临的各类风险,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境外中资机构的相关工作,加强对企业“走出去”投资活动所面临风险的审查,加快制定中国境外利益保护等法律,从战略层面加强风险管理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保护本国境外利益的经验,大力发挥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将出口信用保险内嵌于重大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以更好地保护我国的境外利益。此外,建议设立以政策性保险为主导的对外投资风险保障基金,鼓励企业积极利用境外投资保险获得融资便利和风险保障,并在基金框架下对投资保险进行专项支持。

  三是要通过多种措施和机制保护企业境外投资的合法权益。首先,要提升政府服务水平,便利企业正常对外投资。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部门对对外投资企业的服务,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合并和取消不合理的审批事项,便利企业进行合法的经济活动,以防止企业资金的非正常外流,更好地促进企业合理、合法的正当对外投资。其次,加强对投资对象国的专门研究,成立相关智库。鉴于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经常出现因不熟悉投资对象国的法律、税务、制度、市场准入、行政管理等相关规定而与所在国家的政府、工会、环保组织等一系列机构发生冲突,并导致企业受到损失,甚至发生投资项目终止等情况,建议加强对海外投资对象国的相关政治、经济、法律、税务、市场准入条件和行政管理、环境保护运动NGO组织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再次,建议通过外交手段综合保护企业海外利益。当前,由于一些国家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侵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此,建议通过包括外交在内的一系列手段的综合使用,加强各部门综合协调,以保护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利益。同时,建议加强政府间的联系和合作,通过与所在国政府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双方的对向投资进行有效的保护。在此过程中,政府还需注意协调双边投资贸易协定与国际现有的多边投资贸易协定之间的关系,通过政府间的外交谈判,有效保护企业的对外投资。最后,建议由政府牵头,引导企业加强对海外投资相关知识的学习。由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经验相对有限,建议相关部门为企业定期举办海外投资相关学习专题讲座,以及出版相关海外投资指导指南等,督促企业加强对海外投资相关知识的学习,更好地熟悉与海外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从各个方面对海外投资风险进行有效管控,力争做到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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