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渐成为全球系统的主导者，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试图影响国际体系，典型代表就是其大力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盛行。与此同时，在美国实行的全球性政治、经济政策的背后，美国式的价值观也强制性地向全球输出，美国有意将其打造为全球普遍的价值观框架，并以此来解释和对待世界其他国家出现的问题，以一种“管理者”的姿态插手别国的内部事务。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格局逐渐发生巨大变化，与之相伴的还有国际体系的日趋不稳定，这种种变化也导致了关于世界财富分配问题的争论甚嚣尘上。新兴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以往的霸权国家的“独裁”带来影响，人们开始质疑目前仍处于主导的西方价值观框架，是否能有效化解日益凸显的全球矛盾。由于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国际势力逐渐壮大，人们对于建立新型全球化体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种新的全球化体系不仅要在经济上满足世界人民对全球财富分配公平性的渴望，还应该在政治上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尊重不同国家的民族、社会、文化等。

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传统大国，在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也更加积极地承担起国际责任。中国政府认为已经在经济、政治、技术和文化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中国可以向世界提供一种能够控制当前全球不稳定状态的可行方案。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外宣布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号召与世界其他国家一同重振古丝绸之路的辉煌。

虽然一些人惊讶于中国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但更多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这正是大国应当承担起的责任。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它们之所以称之为大国，因为它们随时准备好在合适的时机有效地影响国际环境，并且它们拥有实现这些的能力。”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也表达了相似观点：“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事实上，除了一段短暂的历史以外，中国在大多历史阶段都是世界上非常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文化大国，现阶段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正在不断提高。

如果一个人对“一带一路”有深入理解，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当前国际形势有充分了解，那他一定会发现“一带一路”在历史上的独特性。许多西方国家将其与马歇尔计划进行比较，但事实上，二者在项目设计和实施方案上都有巨大差别。“一带一路”不仅是一项经济策略，同时也会影响国际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它不仅是一项国内政策，更是一项全球性的长期发展计划，也展现了21世纪的中国外交政策。目前，这项计划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诸多从经济和政治角度的研究报告。

在当前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全球金融震荡加剧，此时“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稳定。除此之外，该计划的实施还将向世界传达某种意识形态，这种新的价值观体系会潜移默化影响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理论，人们会更多思考未来国际关系模式。可以说，“一带一路”给全球经济发展一个契机，也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关系走势提供了新的选择，计划实施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配合与各经济体的通力合作。这就是为什么“一带一路”的具体路线至今没有完全确定，这需要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成员国协商达成一致后才能决定。

“一带一路”的提法源自历史，蕴涵文化背景，使其拥有一项融入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道德优势，即创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西方用自己的价值观去阐释“一带一路”，很可能会有意或无意曲解中国的“真正的目标和涵义”。

“一带一路”这项全球性工程既没有可衡量的目标，也没有清晰明确的时间表，甚至没有设定具体化的措施，它对全球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可能是“润物细无声”一般。原因是如果政策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有针对性的行动要求，则极有可能在项目进行中导致文化冲突或政治冲突等。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倡导和平的国家，这从中国人所崇尚的儒家文化的内涵便可见一斑，当下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的处理方式也与历史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一脉相承。

“一带一路”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公平”，既包括公平分配世界财富，也有着捍卫基本人权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路线所涉及的国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占比达到61.9％，可见这是一项倾向于保护“弱势国家”的提案。从全球人口比例来看，亚洲人口居各大洲之首，那么在未来，亚洲对于世界财富的分配比例一定会所有提高，而实现这一结果的途径很可能是在方案实施中提出大量促进亚洲经济发展的方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