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与粮食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是否会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安全？根据新华社近日的报道，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经对这个可能提出预警，在其网站说，“除非我们快速采取行动，保护最脆弱环节，保证全球粮食供应链通畅，缓解疫情蔓延对整个粮食体系的影响，否则我们面临粮食危机迫近的风险。”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大吃大喝不能增加长期快乐，但吃不饱却很难快乐起来。

笔者认为疫情本身还不足以造成粮食危机，但一些为了对抗疫情而采取的错误措施，却可能造成包括粮食的某些物品的供应紧张。不过，在这方面，中国差不多是最不必担心的国家。

首先，虽然新冠病毒未必是最先在武汉传播的（据说有美国的专家发现意大利与美国多数有先于武汉的感染案例），但最先发现与最先严厉并有效限制新冠的传播的是中国。因此，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多日没有本地的新增确诊案例，偶尔有也是只有一个案例。每天几十宗新增确诊案例都是进口的，而且这些案例的数目，也已经多日大量回落。相比之下，全球多数主要国家，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与美国，确诊病例却每天成千上万的在大量增加。可以说，在新冠方面，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其次，在粮食的供应上，中国有很高的自给自足的比例，依赖进口的比例只有一成左右。即使完全不能进口粮食，只要把那些轻易被浪费掉的（估计超过30%）节省一半，就能够抵消。另外，中国五年来粮食都丰收，去年更是创收成纪录，而且主要粮食有很大的库存。因此，在中国，人们不必担心，不必囤积粮食。我们在上海，这两个月买东西，包括食品，都没有供应短缺的现象。反而我在澳大利亚与美国的一些亲友最近发电邮与微信，显示一些超市与食品店被抢购一空的货物架子，但也有更多显示供应充足的情况，问题大致不是很严重。一些货物架子被购空不是供应有问题，而是人们担心而抢购，暂时来不及补充。整体而言，除了原来就有严重贫困的问题的地方，粮食供应应该没有大问题。即使疫情进一步恶化，影响应该不会很大，因为多数粮食的生产不须要密集的人际接触。虽然一些中间产品可能情形不同，但重要性大致不是很高。

不过，一些应对疫情的措施，却可能不必要地加大成本，包括使个别粮食供应情况恶化。例如，某些国家轻易就完全禁止某种物品，包括粮食的出口。这虽然在短期内有减低这个物品在本国缺乏的程度，但在整个世界而言，却严重地影响全球供应链，包括可能使粮食供应情况恶化，是违反市场规律的低效率措施。人际之间，有天生与教养而来的道德，国际之间，更多的是只顾本国利益。中国要引领世界，在这方面可以起一些作用。近来，在帮助其他国家对付新冠病毒方面，中国已经有目共睹。

如果某种物品供应短缺，让其价格随供需情况而增加（像张五常教授主张的一样），如果没有像严重污染与无知等情形(若有，应该用征收污染税与教育等方法来应对)，是有效率的市场方法。一方面，比较高的价格让消费者节约消费，减少浪费；一方面，高价增加供应量，从而使价格回跌，缓解短缺的程度。如果外国愿意用更高的价格向本国购买，则表示他们更加需要这个产品，允许出口也是有效率的与互惠互利的，遑论国际道德义务了。

很多人认为，让短缺物品的价格增加，会使穷人买不起，富人才买得起，不公平。平等的问题很重要。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贫富差距太大的问题。即使不考虑污染等问题，市场经济只确保效率最高(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却不能保证有足够的平等程度。因此，我非常支持政府的除贫与增加平等程度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应该用有效率的方法。

一个人不是因为买不起短缺物品就是穷人，而是总购买力很低。因此，我们要帮助穷人，不是让他们不必缴交污染税，让他们可以用低价购买短缺物品，而是设法提高他们的总购买力。在没有严重无知的情形，应该让人们自己选择购买哪些物品。在遵守效率原则下，我们可以通过整体平等措施，包括严厉处罚贪污，多征收富人的税，加大有效的除贫措施等来更好地帮助穷人，就能够事半功倍。

在具体措施上实行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例如不让短缺物品的价格增加，在整体而言是低效率的。不论要达到的平等程度是多少，都应该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不论富人穷人，一块钱就是一块钱。这样，就可以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增加累进的程度，以更加高效的方法达到同样的平等程度。或在给定效率水平下，达致更高的平等程度。这是笔者早在1984年美国经济评论上论证的。当时原来是要证明穷人的一块钱约等于富人的16块钱，结果我右倾的头脑推翻我左倾的心脏,证明一块钱就是一块钱。详见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4.7节。

原来要证明穷人的一块钱约等于富人的16块钱，是因为我在1974年到Monash大学工作时，聘请我的教授是Ross Parish。他在和我吃午餐时对我说，‘近来很多经济学者，像Little和Mirrlees 【James Mirrlees后来在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成本与效益分析中，把富人的一块钱算作五毛钱，把穷人的一块钱算作两块钱，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不论富人穷人，一块钱就是一块钱！’

我反驳他说，“由于金钱的边际效用递减，富人的一块钱比穷人的一块钱的效用比较低很多，Little和Mirrlees他们的方法原则上是对的，你可以争论说4对1可能太高了，但不能反对这个原则。”当时，我心中想，16对1可能更加恰当，但我没有说出来。我们彼此没有说服对方。因此，午餐后，我就去写文章，要论证穷人的一块钱等于富人的16块钱。结果证明Parish是对的，一块钱就是一块钱（至少在具体措施上应该这样）。我邀请Parish成为这文章的共同作者，但他没有接受我的邀请。可能他认为我已经变得比天主教皇更加天主教；more Catholic than the Pope!比他自己还更加右倾。

这篇文章在1974年底左右写出后，被很多家期刊拒绝，将近十年后，到1984年，才在顶级的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因为至少表面上看，这篇文章的结论，比那些比我更加右倾的经济学者的思想，还更加右倾！

这个真实的故事，证明我的心是偏左的【不信你可以来摸摸我的胸口】，只是我的头脑偏右！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